程子健与周恩来、聂荣臻等在法期间

程子健与朱德

程子健在重庆

     “巴山老树抗雪寒，工农事业寸心丹。更喜东风扫尘雾，奇枝翠色艳人间。”这是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在追悼革命战友程子健时所写的诗句。

　　程子健，雅安荥经人，在法国留学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坚定不移地走上革命的道路。抗日战争前夕，因革命入狱。抗日战争爆发后，出狱后的他直接领导成都市的工运工作，积极推动和组织工人群众起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程子健曾担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等重要职务，新中国成立后一直领导西南和四川地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在长达50年的革命生涯中，程子健历经风雨坎坷，即使身陷囹圄、遭受严刑，也始终信念不渝，坚持斗争，为党和人民呕心沥血。

　　抗日救亡　领导革命斗争

　　“程子健，是最早领导四川进行抗日的共产党人之一。”在荥经县党史研究室内，工作人员顾定福说，“在抗日战争前，程子健被国民党逮捕入狱。”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进行第二次合作，中共中央提出要求释放全国政治犯，国民党被迫接受，苏州监狱从8月下旬开始陆续释放政治犯，程子健等被判无期徒刑的60人获得释放。

　　程子健在狱中呆了4年，他出狱时患上了严重的脚气病，脚趾溃烂，腿胫红肿，寸步难行，不得不由同狱战友背扶着到达湖北汉口。在那里，他与中共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经审查后进入中共中央长江局举办的干部训练班学习。

　　4年多的狱中经历，使他更加坚定了革命意志，而干部训练班的学习则让他的理论知识进一步提升。

　　1938年4月，原本就是四川省党的领导干部的程子健，受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派遣返回四川。5月到成都后，程子健任省工委宣传部部长，他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新的工作中。11月，四川省工委撤销，川东、川康特委成立，程子健被任命为川康特委组织部部长兼工委书记。

　　这时，由于各地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发展了许多新的党员，全省党员从这年春的340多人发展到10月的约4000人。

　　随着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开展，全省大中城市的工运工作也迅速开展，逐步建立了工会组织。川康特委建立后，成都市委撤销，程子健直接领导成都市的工运工作，积极推动和组织工人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程子健在工人中组织和发展“成都市工人抗敌宣传团”的同时，从1938年10月至1939年10月，还成功地领导了成都市排字工人三次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并在斗争中重建了印刷工会。此次斗争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全市工人运动的发展。

　　1939年底，国民党顽固派开始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12月下旬，重庆国民党中央党部密令逮捕一批共产党人。程子健得知情报后，不顾个人安危，立即组织同志们转移，并亲自通知与自己单线联系的同志。

　　1940年3月14日，国民党在成都制造了“抢米事件”，形势急转直下。川康特委主要负责人在焦家巷召开紧急会议，程子健在会上明确指出：“抢米事件”是国民党特务刻意制造的，其目的是栽赃陷害共产党，是一个大阴谋，和希特勒国会纵火案性质相同。会议决定通知和组织党员同志迅速转移隐蔽。

　　3月18日，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军委委员车耀先等人不幸被捕。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川康特委主要领导干部撤回延安，留下程子健代理书记职务，重组川康特委。

　　在此危难之际，程子健又一次肩负起川康地区革命斗争的重任。

　　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抢米事件”的阴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起草了《为成都抢米事件真相告成都同胞及全四川同胞书》，经中央批准后，指示川康特委以中共成都市委名义在成都、重庆、西安等地大量散发，对国民党的反共阴谋进行有力反击，要求释放被捕的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为了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国民党顽固派，程子健根据南方局的精神，四处奔走，通过关系对地方实力派开展统战工作。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程子健继续在四川省进行革命工作。

　　早年留法　　投身革命事业

　　“程子健是荥经人的骄傲，他早年就到法国留学，投身到革命事业中。”顾定福说着，拿出一份份关于程子健的资料。

　　程子健，原名程秉渊，字心浦，1902年10月28日出生于四川省荥经县城。他7岁入学，12岁高小毕业后到一家杂货店当售货员，利用业余时间自学。1917年，15岁的程子健非常渴望能到省城读书，拓展自己的眼界。

　　后来，一个小学同学从成都来信告知，吴玉章在成都倡导留法勤工俭学，开办了一所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鼓励他去成都投考，并抄寄了一份招生简章。从招生简章看，程子健正好符合入学条件，他喜出望外。1919年秋，程子健来到成都，如愿以偿地考进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第二期，带着前所未有的激情与希望，他开始在人生新的起点上前行。

　　时值“五四运动”的革命风暴席卷全国，成都也在其中。学生们一边抓紧学习，一边踊跃参加抵制日货等爱国运动。当时，程子健与13名思想进步的同学，受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组成“劳人团”(取“劳工神圣”之意)，积极响应“五四运动”，投入到爱国运动的热潮中。直至他们留学法国后的1921年5月，这个团体才宣布解散。

　　其中的12人在法国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先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成都经过两年多学习，程子健好不容易凑足旅费，于1920年11月下旬作为第二批四川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乘“智利”货轮赴法，次年1月上旬抵法国马赛。

　　然而，时值法国经济萧条，工作难找，又无钱进校学习，生活也难以为继。程子健只好随同学到克来棱的史来德公司轧钢车间当散工，每日工资5法郎，仅够吃面包果腹。在这个半机械化制造武器工厂的高温车间，他们的工作是用长把铁钳夹着几十公斤的钢材飞跑，不仅劳动强度大，且有危险。为了生计，程子健在这里干了两年多的散工。

　　直到1923年4月，他才暂停艰难的劳工作业，进入巴黎电影专门学校学习放映和摄制电影——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学期为3个月的放映训练班，之后他又不得不到巴黎奈罗汽车厂做磨工和车床工，维持简单的生活。年底，由在同厂工作的同学吴琪介绍，程子健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回国发光　　担当重任

　　1924年7月，程子健告别了留学生活，回到国内，在上海受到了党中央负责人邓中夏的接见，并被派回四川从事工运工作。

　　到重庆后，程子健与团中央特派员萧楚女接上关系，分配在共产主义青年团重庆地委职工运动委员会工作。

　　刚从法国回川，程子健尚无固定的职业和生活来源。这时，他想到用法国所学的电影放映技术，开办一所电影院，用以谋生和宣传革命。这一想法得到重庆团地委的同意后，程子健便约人集资，先后在重庆打铁街、成都总府街开办了社育电影院、智育电影院。

　　这是四川最早的两家电影院，他长期以此为社会职业来掩护革命活动。 也正是那一段经历，使程子健了解到工人的生活和疾苦，为他此后长期领导四川的工人运动打下了基础。

　　1925年，程子健由共青团员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6年2月，第一个中共四川省级组织——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重庆地委)正式成立了，杨闇公任书记，吴玉章为宣传部长，冉钧为组织部长，杨、吴、冉为地委执行委员，程子健、李嘉仲为候补执行委员。

　　中共重庆地委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是全川党组织的统一领导机构。不久，工委、学委、妇委等相继成立，程子健任职工运委员会书记，领导全川工人运动。

　　4、5月，他先后领导了重庆启渝印刷公司工人的罢工斗争和重庆工人反对军警镇压“五一”集会游行的罢工斗争。万县“九五”惨案发生后，他立即领导重庆工人组织建立“雪耻会”，抽调60多个优秀青年工人组成“雪耻会”工人纠察队，宣传发动市民拒用英货、日货，并在码头、仓库进行检查、封存和销毁，查办不法奸商等。

　　由于这些纠察队的工人集中住宿，程子健便利用这一机会进行军事操练，还为他们上政治、文化课。

　　11月，重庆市总工会成立，冉钧任委员长，程子健任副委员长。在市总工会的领导下，各行业纷纷成立了赤色工会，全市有300多个基层工会组织，工会会员最高达17000多人。此外，程子健还积极组织与推动成都地区工人运动的开展。

　　1927年3月，蒋介石勾结四川军阀刘湘在重庆制造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三三一”惨案。惨案发生后，重庆形势恶劣。按照党组织的指示，一部分同志转移到成都，加强了中共川西特委的领导力量。同样转至成都的程子健，在川西特委负责组织工作。

　　1930年，程子健奉命从成都赶回环境险恶的重庆，6月，他与罗世文、饶耿之等人筹组了中共四川临时省委，程子健任书记，临危受命，毅然肩负起领导全省革命斗争的重任。

　　正当革命危难之际，中央派人来川传达全国举行武装暴动的决定。1930年8月，为配合全国暴动，中共四川临时省委立即将党、团、工会组织合并，成立各级行动委员会，程子健任省行动委员会主席。

　　1931年8月，程子健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军委书记，领导四川省内革命，直到1933年初，他才被留在中央军委工作。

　　身陷囹圄　　坚守信念

　　1933年3月初，程子健奉命由上海去中共江苏省军委联系工作，由于不知省军委书记朱之江已被捕、机关亦遭破坏，他一进门就遭逮捕，被关在老闸捕房。后解往南京伪宪兵司令部拘留所，经叛徒指认，被迫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但对有关组织的问题，他都闭口不言，坚决拒绝交待。即使面对严刑拷打，他也毫不屈服，将生死置之度外，早已作好了为革命献身的准备。后被判处无期徒刑。

　　在转至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关押两周后，1933年7月，程子健又被解往苏州陆军监狱。在狱中，他常常用摆龙门阵的方式，给狱友们讲解一些党的基本知识和监狱斗争的策略，还主动指导和帮助年轻的党员学习理论，引起听者很大的学习热情，其中有的人受其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监狱里的生活十分艰苦，狱中多次发起要求改善伙食的斗争，每次程子健都积极参加，甚至带病坚持，因此曾两次被罚加扣大镣。1935年，许涤新也被关入苏州陆军监狱，与程子健成为革命战友，从此结下深厚友情。

　　1935年秋，程子健在狱中得知中央红军已进入川西北的消息，高兴得彻夜难眠，欣然提笔作诗。同狱战友许涤新深受感染。

　　1973年，许涤新在痛悼战友程子健的诗文中写道：“无期徒刑等闲事，横眉对敌不低头。‘但愿华西潮水涨，千愁万恨付东流’。”其中的后两句就是引用程子健当时在狱中提笔而作的诗句。

　　抗日战争爆发后，程子健出狱领导四川省内的革命斗争，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随后，程子健分别在四川、延安、 哈尔滨等地任职，参与革命工作。

　　殚精竭虑　　心系统战

　　“程子健的一生，都与革命事业相关。”顾定福说。

　　1949年底四川解放后，重庆成立了中共中央西南局，刘伯承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兼统战部部长，程子健任统战部副部长，主持日常工作。1954年西南局撤销后，程子健任四川省委统战部部长兼省政协副主席，直到1973年病逝。

　　“自1949年，程子健奋战在故土四川，为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倾尽自己的全部心血。他在长期领导西南和四川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坚持党的统战政策，从许多方面表现出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对稳定大西南的政治局面和四川地区的革命与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顾定福说。

　　在工作中，程子健深入调查，经常与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进行接触，并组织学习，从而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了可以团结的力量，使之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在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中，他作为四川省委统战部主要领导人，在热浪冲击中依然保持清醒的头脑，尽力保护了一些党外朋友。1952年四川4个行政区合并时，西南局撤销，组织上准备安排程子健到云南担任副省长。当组织部门征求他本人的意见时，程子健却从有利于四川统战工作开展的实际情况出发，主动要求仍留在四川继续搞统战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除统战工作外，程子健还重视文化建设。他曾兼任省志编委会副主任。”顾定福说，他多次主持省志工作重要会议。而作为大革命时期四川党组织仅存的少数领导人之一和四川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人，程子健认为自己有责任来记述革命战友英勇奋战、坚贞不屈、甘洒热血的革命事迹，以教育和激励后人。

　　1957年后，他陆续撰写了怀念战友杨闇公、刘愿庵、罗世文、车耀先等8位烈士的文章及一些革命史料，为四川党史、地方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宝贵的资料。

　　在文革浩劫中，年近70的程子健再一次承受了严峻的考验。1967年到1972年，他曾先后被关押在成都锦江宾馆、四川大学、省卫干院、昭觉寺等地，接受各种批斗，遭到残酷的折磨。1972年，程子健得以重新恢复工作。然而遗憾的是，就在他刚刚恢复工作1年后即在成都病逝，享年71岁。

　　在50年的革命生涯中，程子健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尽心尽力的工作，为四川地区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革命事迹将永载史册。

　　记者 黄伟　(相关资料和图片由顾定福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