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神秘矿山，自秦汉以来就存在着一个美丽的传说。民国时期的一条乐西公路，连接起大渡河两岸的交通往来。解放后，这里建起了一座漂亮的山区县城——石棉县。

　　“石棉县是中国唯一一个以非金属矿藏矿命名的县。”1951年6月，西康省政府划出汉源县第四区、越西县第五区，以及冕宁县拖乌区栗子坪，在红军长征途中经过的大渡河畔新建立了一个县城。

　　在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中，记者来到大渡河畔，详细采访挖掘出这里的文化与历史故事，从地里刨出一堆堆被古代人们称作“火浣布”的记忆——

石棉县城全景 黄刚 摄

　　在大渡河与楠桠河交汇地，旧时是河道藏族土司汪大呷的领地，称作“老鸦漩”。后来民国时期有越西人李光明在此开办光明农场之后，人们开始把这个地方叫作“农场”。清代以前，这里仅仅居住着17户西蕃族人家和一户汉族。记者听一位老人介绍，过去“农场”没有成为县城以前，人向山上远远望去，田野一片，河水奔流，这里的人们任由一年年的山风吹来大山里的季节。

　　1951年夏天，这里突然热闹了起来，大批的解放军战士转业到地方开挖宝藏。因为，这里附近的山上出产一种名叫“石棉”的宝贝。

大渡河铁索桥的修建，极大地促进了石棉矿的开发，石棉县城也选址在了距离矿山不远的光明农场。

当年工人在山上挖石棉。

后勤人员为挖矿工人送饭上山。

　　一种神秘矿藏 演绎千年传说

　　据清代《越嶲厅志》记载，早在汉代时期，大渡河畔的“老鸦漩”就归属古越嶲管辖。那时候，越嶲作为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一处重镇，人口已经多达30多万。而在越嶲的出产当中，除了金、银等矿产，还有一种非金属矿被称作石棉。

　　中国古代对石棉（即火浣布，亦叫石绵）多有记载。今天人们能见到的最早记载为《列子·汤问》：“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献锟铻之剑，火浣之布。……火浣之布，浣之必投于火，布则火色，垢则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在这本古书的记载里，周穆王得到西戎所献火浣布，并对其用火洗涤的特性作了描述。

　　《博物志·卷二》云：“《周书》曰：西域献火浣布，昆吾氏献切玉刀。火浣布污，烧之则洁，刀切玉如脂。”原来西戎与西周毗邻且交往频繁，于是他们就把火浣布拿来送给周王以求交好。

　　到了汉代，也有大量文字对火浣布进行了记载。《西京杂记》卷一记载，“武帝时，西域献吉光裘，入水不濡。上时服此裘以听朝。”这个入水不湿的吉光裘，即是火浣布加工做成。

　　到了东汉时期，火浣布不仅产自西域，还产自西南夷。

　　《后汉书·西域传》载，大秦国“作黄金涂、火浣布。”

　　《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又其火毣（即火浣布）驯禽封兽之赋，軨积于内府。”

　　东汉中后期西域所献火浣布，相传曾为专权的外戚大将军梁冀所得。《傅子》曰：“长老说汉桓时，梁冀作火浣布单衣，会宾客，行酒公卿朝臣前，佯争酒失杯而污之，冀伪怒，解衣而烧之，布得火，烨然如炽，如烧凡布，垢尽火灭，粲然洁白，如水澣。”也就是梁冀在宴会上故意表演火烧单衣的把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多年以后仍在长老中间传说。

　　东汉末年天下动荡，四夷纷扰，中原人士长期不见火浣布，于是对火浣布质疑起来。三国时期王肃撰《圣证论》记载说，“昔国家有优曰史利，汉氏优也，云梁冀有火浣布、切玉刀，一朝以为诞也。”当时，怀疑有没有火浣布的代表人物则是魏文帝曹丕。葛洪《抱朴子·论仙》云：“魏文帝穷览洽产，自呼于物无所不经，谓天下无切玉之刀，火浣之布。其间，二物毕至，帝乃叹息，遂毁斯论。”

　　古书《搜神记》记载：“汉世，西域旧献此布，中间久绝。至魏初时，人疑其无有。文帝以为火性酷裂，无含生之气，著之《典论》，明其不然之事，绝智者之听。”及明帝立，适逢西域来献火浣布，明帝于是下令否定火浣布的说法。

　　《三国志》记载：“景初三年二月，西域重译献火浣布，诏大将军、太尉临试以示百僚。”

　　原来，这次西域献火浣布是在明帝去世后不久，曹芳即位之初。恰好在曹芳刚即位时西域进献火浣布，于是朝廷上下就把这事当作祥瑞，向百官炫耀一番。

　　到了西晋时期，中原王朝又打通了连接西域的交通路线，西域各国数次前来进献火浣布。《晋书·张轨列传》记载，“西域诸国献汗血马、火浣布、犎牛、孔雀、巨象及诸珍异二百余品。”《晋书·苻坚列传》中载：“鄯善王、车师前部王来朝，大宛献汗血马，天竺献火浣布。”

　　然而秦汉以后，随着神仙传说的广泛流行，当时的方士文人也经常把火浣布说成是来自于神仙西王母的神异之物。《列异传》载，一个叫刘卓的人在病中梦见一人，以白越单衫与之，言曰“汝著衫污，火烧便洁也”，醒来一看果然有火浣布衫在旁，则成了神仙降授火浣布衣衫的故事。

　　《拾遗记·卷十》记载，“燕昭王坐通云之台，亦曰通霞台，以龙膏为灯，光耀百里烟色丹紫，国人望之，咸言瑞光，世人遥拜之，灯以火浣布为缠。”

　　实际上，古代对于火浣布的来历充满了想象和神秘感。

　　《玄中记》云：“南方有炎火山焉，山从四月而生火，十二月火灭。正月二月三月火不燃，山上但出云气，而草木生叶枝条，至四月火燃，草木落叶，如中国寒时草木落叶也。行人以正月二月三月行过此山下，取柴以为薪，燃之无尽时，取其皮绩之，以为火浣布。”

　　《抱朴子》这本书上记载说，“南海之中，萧丘之中，有自生之火，常以春起而秋灭。丘方千里，当火起时，此丘上纯生一种木，火起正着此木，木虽为火所着，人或以为薪者，如常薪，但不成炭，炊熟则灌灭之。后复更用，如此无穷。夷人取木华绩以为火浣布，木皮亦剥，以灰煮为布，但不及华细好耳。”这种说法，则是说有火浣布乃是取自于植物。

　　还有认为火浣布取自于动物的另一种说法。

　　《神异经》上说，南方有火山，生不烬之木，昼夜火燃，得烈风不猛，暴雨不灭。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长二尺余，细如丝，恒居火中，时时出外，而色白，以水逐沃之即死。绩其毛，织以作布，用之若污，以火烧之，则清洁也。据此书记载，火鼠生于南方火山，恒居火中，白毛细如丝，长二尺余，绩其毛织布，脏污则火浣。

　　《十洲记》载：（炎洲）又有火林山，山中有火光兽，大如鼠，毛长三四寸，或赤或白。山可三百里许，晦夜即见此山林，乃是此兽光火照人，状如火光相似。取其兽毛，以缉为布，名曰火浣布，此是也。国人衣服用兵一时污，以灰汁浣之，终无洁净。唯火烧此衣服，布盘饭间，振摆，其垢自落，洁白如雪。

　　元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三》记载，“回纥野马川有木曰锁锁，烧之，其火经年不灭，且不作灰。彼处妇女取根制帽，入火不焚，如火鼠布云。”

　　相比火树皮和火鼠毛两种说法的火浣布，一般认为火鼠毛所织之布柔软平顺，质地更胜于树皮所织。道士们把火浣布的原料与生生不息的生命循环联系起来，火浣布打上了鲜明的神话色彩。

　　在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降临人间的女仙经常携带火浣布。陶弘景《真诰·卷一》记载了一则仙女赠送火浣布手巾的一个故事，“愕绿华者……年可二十上下，青衣，颜色绝整，以升平三年十一月十日夜降羊权。自此往来一月之中，辄六过来耳。云本姓杨，赠权诗一篇，并火浣布手巾一牧。”

　　两汉魏晋至隋唐，火浣布被附加上一层厚重的神秘文化色彩。当时，人们难以看到，并能够有条件去探究，火浣布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揭开火浣布之秘 深山矿藏获开采

　　专家研究发现，宋代以后，火浣布经由陆路和海上两条途径大量进入我国。它开始从皇宫府库走向众人的视野，人们跟火浣布接触的机会多了，对它的认识也不再囿于旧说。

　　《铁围山丛谈》详细记载，“国朝西北有二敌，南有交趾，故八夷九蛮，罕有通道。太宗时，灵武受围，因如西域若大食诸使，是后可繇海道来。及哲宗朝，始得火浣布七寸，大以为异。政和初，进火浣布者已将半仞矣。其后盈筐而至，大抵若今之木棉者，投之火中则洁白，非鼠毛也。御府使人自纺绩，为巾褥裙袍之属，多至不足贵。”这记载的是，大宋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大食国进献火浣布的事情。仅仅20年后的政和年间，火浣布已经到处都是，而且已经不是特别珍贵了。

　　到了明清时期，人们对于神秘火浣布的认识已经越来越多地建立在直接接触的基础上，虽然还有传统神秘观念的束缚存在，但是人们对火浣布的接触增多以后，了解愈多，认识愈深，也冲淡了其身上神秘的文化色彩。

　　据资料记载，清乾隆年间的大学者俞正燮，一方面认为火浣布“为木皮所绩，余脂犹在，亦常物”。另一方面他又说，“今四川越嶲厅（今凉山州越西县）番地五蛮山石缝中有草根，名不朽木。其性纯阴，绢成布用火浣。《四川通志》云，穷人乃用之也。”

　　在他的记述中，明确记载了西南地区是火浣布较早的产地之一。俞正燮说火浣布属平常之物，为这里的穷人所用，可见西南地区火浣布的产量很大，使用的人也不少。

　　时间慢慢推移。随着西方自然科学的传入，近现代中国人对火浣布身份的揭示才达到了新的水平，找到了它作为耐火材料的纤维特性——火浣布即石棉，逐渐成为人们众所周知的常识。

　　“火浣布即asbestos，后世曰不灰木，现代曰石棉，波斯人、阿拉伯人熟知之，中亚产者出自我国旧吐蕃之拔达克山，其物具大麻状之纤维组织，可制作为布、纸、巾等。”在现代科学知识的照亮下，人们对火浣布的理解与认知终于完成了。

　　“川康各地都有帮会叫袍哥。乐西公路沿线有三大袍哥头子，乐山蒋大爷，富林羊司令，泸沽邓司令。羊司令名清全，是彝族通。他收养了一个被仇人杀害的土司的儿子，并送到国民党军官学校读书。蒋介石委以大渡河河防司令。富林一带的事情，不经他点头是办不通的。乐西公路设富林彝族民工督办处，羊当主任。他家经常摆酒席几十桌，招待过路官员和大小帮会头子，我路过时曾应邀去过，见识了帮会请客的场面，这里山区产阴沉木，当山体崩塌时，大树被埋入土中，经历上千年不腐，挖出后木质坚硬，敲之有金属声。据说该木做棺材，可保持尸体不腐。这一带出土的阴沉木，均由羊司令独霸购。”1940年代主持修建乐西公路大渡河桥的郭增望在他的文章中回忆说，汉源的地方军阀头子羊仁安在越西光明农场一带（今石棉县）势力很大，当地的事务羊仁安和西昌的地方军阀都要互相插手。

　　原来在大渡河的对岸，就属西康省越嶲(今越西)县安顺区管辖。1928年(民国十七年)初，越嶲人李光明在这里开始投资光明农场，并在大渡河岸边陡峭的山上开挖石棉。

　　据相关档案资料记载，李光明在矿山的开采中，最终败给了越嶲的安顺仕绅赖执中一家，矿山转手给了赖家。后来汉源县著名的土匪头子羊仁安觊觎上了这块宝地，便与赖执中进行了反复争夺火拼。1935年，重庆商人张兴若组织裕民公司，重庆银行经理潘昌献，以及熊禺卿等也先后经办公司开采。然而，由于连年的争夺，让这处神秘的矿山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工业量产开发。

　　一座千年神秘矿山　兴起一座明珠县城

　　1950年10月初，刚刚迎来解放仅半年多时间的西康雅安，阳光普照，17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西康省工商厅的领导突然接到上级通知，要求迅速成立一个专门工作组，开发西康大渡河畔的一种矿藏——石绵(即“石棉”)!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急需生产的一种紧缺工矿产品。在当时的国外，大批的工业产品同样急等着这种叫做石棉的产品，大量订单如橄榄枝一般伸向西康。

　　石棉具有一定的耐热性能，并且不燃烧，耐火;

　　石棉是良好的电绝缘物质，不导电;

　　石棉具有良好的吸附其他物质的性能，其纤维单位表面积值一般超过其他物质的数十倍;

　　石棉的化学性质，即耐酸、碱性……

　　石棉具有诸多的优良特性，可以满足许多特殊行业的需要。

　　当月中旬，西康省工商厅领导和这17名解放军指战员组成的工作组从雅安出发，翻山越岭，徒步200多公里，来到了一个叫“连坡湾”的地方。

　　连坡湾，是当时西康省汉源县美罗区一个几乎不为外人所知的小村庄。在这里，大渡河呈横躺着的一个倒“S”拐过村庄前面的田畴，逶迤蜿蜒而去。

　　1950年10月26日，工作组正式成立了西康省越西县石棉矿务处。

　　矿务处立即着手组织当地群众上山挖取石棉。除此之外，西康省越西县石棉矿务处还用盐巴、布匹、粮食等，动员矿山周围一带的老百姓把存在家中的石棉拿来交换。

　　据原四川石棉矿档案资料记载，当年共计收购石棉80.24吨。

　　1951年3月至1952年12月，西康省政府采取特殊措施，加快矿山生产建设步伐。

　　曾任四川石棉矿工会干事的赵爱民先生在他的《石棉县县名的来历》一文中说，原四川石棉矿第一任党委书记赵瑶台在北京301医院住院期间，向他的儿子赵政康多次讲述川矿的建矿历史：1951年初，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62军185师后勤处处长的赵瑶台接到命令，带领队伍转业到石棉矿。

　　原来，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与苏联签订了供应30吨石棉长纤维合同，一年内就必须交货。“因当时苏联发展航天工业，人造卫星要上天，迫切需要大量的石棉长纤维。1951年，周恩来总理去苏联访问，苏联政府官员就专门向周恩来总理询问并且要求守信完成合同。”

　　周恩来总理了解清楚情况后，便立即安排矿山开采人员由西南军政委员会负责，技术开采问题由国家矿产部门负责，具体事项则由当时的建筑材料工业部与西南局的李井泉衔接。西南局接到指令后，指示西康省主席廖志高尽快落实，于是驻守宁远(今西昌)的62军185师、184师一部及地方军分区的警卫团、基干团，分批转业到西康石棉矿(西康省撤销合并到四川后叫四川石棉矿)安营扎寨，一段火热的岁月由此拉开大幕。

　　第一批包括188名干部共2329人，第二批包括60多名干部共1500多人。

　　“那个地方盛产石棉，就叫石棉县吧!”周恩来总理说。

　　在大渡河畔，新建立一座县城，并经国务院同意以“石棉”来命名共和国这座崭新的县城名字。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第一个以非金属矿产命名的县由此诞生！

　　如今，半个多世纪的风雨转瞬逝去，石棉这种工业产品找到了新的替代品，矿山的开采已经走进人们的记忆深处。但是，这座县城的历史，却已经同“火浣布”永远联系在一起了。

　　雅安日报/北纬网记者 罗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