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人情与法治，历史与现实往往是一对矛盾体。如何平衡彼此的关系 ，而让当事双方心服口服，考验着每一个执法、护法人。去年，名山区百丈镇人民调解委员会成功调解一起林权纠纷，无疑为解决类似难题提供了范本。

　　改革开放后，当时的名山县提出了“茶叶富县”理念，并出台了一系列惠民政策，名山茶产业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为鼓励老百姓多种植茶叶，当时的名山县委、县政府给出了在本生产队内实行“谁开谁种谁有”的政策，为30多年后一场小纠纷埋下了伏笔。人情与法治，历史与现实，正在一个小小调解案中交锋。

　　案情回顾   

　　双方各退一步 林权纠纷消弭于无形

　　2018年10月，百丈镇人民调解委员会接到一个奇怪的调解案，一村民侵占邻村集体土地长达30年。

　　原来在1988年，李某（化名）将邻村3亩集体荒地开垦出来种植茶叶，当时并未遭人阻拦。可是自2012年起，邻村村集体开始索要那片土地的使用权，或要李某以承包的方式交纳费用。“谁开谁种谁有，当年名山县出台的政策早已成为村规民约，远近四邻谁不知道那块地是我开垦出来的？种了30年的地，说不是我的就不是我的了？”邻村村集体的要求遭到李某拒绝。对于双方的争执，从2012年到2018年，两村村组干部均没有调解出任何结果。

　　百丈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该起纠纷后，立即开展调查。

　　邻村村集体拿出了李某开垦的荒地属于本村的佐证材料，并提供了2012年林权制度改革后新颁发的林权证，而李某还是那句上世纪80年代开垦荒地背景下的“谁开谁种谁有”，心里迈不过坎并一度情绪激动。

　　调解员立即翻阅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最终在一堆旧档案里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答案。

　　2018年10月16日，百丈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并邀请两村村党支部书记及村委会主任参与。调解过程中，调解员向双方讲解了《土地管理法》与《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中关于林权权属与如何处理林权纠纷的相关规定，并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阐述双方纠纷的关键点，理清双方的权利义务。

　　相关资料证明，李某开垦的荒地本属邻村村集体所有，林权制度改革后，邻村拥有该地的林权证。而当时的名山县政府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谁开谁种谁有”政策，指的是对本村本社荒地的开垦，而不包含本生产队外的其他土地，李某开垦的荒地应属邻村村集体所有。而根据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农户应当以承包的方式获得土地的使用权。

　　李某既没有该地的林权证，也未签订任何关于该地的土地承包合同，应当将该地返还邻村村集体所有。但李某辛苦经营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邻村村集体应该尊重历史，不应该追迫太甚。

　　在调解员苦口婆心的劝说下，双方当事人均作出了让步，邻村村集体给予李某1000元的土地开垦补偿费；李某将所垦荒地退还给邻村村集体，从此双方不再发生任何纠纷。

　　依法依规调解 

　　但更需要一份用心

　　以上这个调解案，只能算雅安农村林权纠纷调解案中的冰山一角。在2012年林权制度改革后，因边界不明、权属不明、历史遗留原因造成的林权纠纷大量涌现。但随着依法治国的更加深入，国家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千难万难，基本可以套用《土地管理法》《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进行解决。

　　《土地管理法》第十条：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第十三条：依法登记的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第十六条：土地使用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

　　《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三条：处理林权争议，应当尊重历史和现实情况，遵循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有利于群众的生产生活的原则。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土地改革后营造的林木，按照“谁造林、谁管护、权属归谁所有”的原则确定其权属，但明知林地权属有争议而抢造的林木或者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一条：为稳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维护农村土地承包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三条：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

　　当然，问题的解决并不能依靠这些枯燥的法律条文，更需要执法护法者一份用心。

　　据参与此案的调解员介绍，调解过程中，李某曾一度胁迫大家都同情他。“庆幸的是，我们早料到这一点。”在调解前后，调委会成员仔细学习了相关法律法规，营造了浓厚的法治氛围，更请了有一定威望的村组干部前来帮忙，他们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劝说当事人接受调解意见时能发挥巨大作用。

　　“在一些农村地区，或是因为文化水平低不能对法律法规完全理解，或是捞半截，或是打感情牌，或是只说对自己有利的……”该调解员认为，农村地区的法治工作更需要一份细心和耐心，农村地区的普法工作仍任重而道远。

　　雅安日报/北纬网记者 刘庆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