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古道化林坪段遗址  高富华  摄

       三

　　隋唐时期，古道上逐渐增加了茶这种新商品。茶起中国，蜀地是摇篮。早在汉代之前，蜀地就兴起了种茶饮茶的习俗，有“武阳买茶”的记载。茶，这一生长于山地和丘陵的片片树叶，演化成中国文化独特的承载者。到盛唐时期，全国盛行喝茶。茶也逐渐西传进入吐蕃、西域。藏族同胞将茶叶打制成酥油茶，因为茶含有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迅速成为食肉饮乳的高原人民促消化和解油腻的生活必需品。日久成习，一日不可或缺。藏族同胞全民饮茶，而广阔的藏区不产茶。正是对茶叶深深的依赖，大量的茶叶从内地各个方向络绎不绝地运往藏区。

　　 民间贸易，讲究物物交换，各取所需。内地商人用茶叶、丝绸、布帛、铁器、漆器等生活用品和工具，换回边地的黄金、马匹、药材和畜产品。由于地域和战争，中原王朝一直奇缺优质马匹，尤其是战马。汉初为了战马不惜跋涉到西域。到了大唐，一开始对茶叶外流做了一些限制，实行得更多的是绢马贸易，即用丝绸来换取马匹。安史之乱后，回纥入朝，驱马市茶。朝廷每年送回纥2万匹绢和大量茶叶，回纥也赠送唐2万匹马。此时的茶叶生产和消费已形成一定规模，唐政府便开始管控茶马市。唐政府在西北河、洮等地，在西南松、茂、汶、雅、黎等地开辟互市交易场所。初期易马用的主要是汉中一带的茶。唐王朝在大渡河沿岸先后设置了57个羁縻州或部落，由民族部落首领高度自治，用最小成本换取边疆安定。茶马互市也以最小成本获得了丰厚盈利。唐德宗时期对茶开始征税，到唐宣宗时年茶税已近百万贯，较大缓解了唐王朝的财政压力。

　　 茶马互市制度，唐初始，盛在宋，兴于明，止于清。宋朝与唐朝相比，疆域面积大幅缩小，自身先天不足，环顾周边都是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如辽、西夏、金、吐蕃。宋的边界上一直狼烟滚滚，经常被动挨打。因随时处在包围和威胁之下，宋对战马的需求更加强烈。如果只用铜币交易，会存在帮助少数民族政权制造武器的风险。而茶马互市，就成了双方最能接受的选择。西北和川西是重要的马源地。《宋史·食货志》记载，经蜀马茶，置互市于原、渭、德顺三郡，以市蕃夷之马……意思是朝廷在原（甘肃镇源）、渭（甘肃平淳）、德顺（甘肃天水）三个地方用川茶购得急需的马匹。宋代对茶马互市有了一系列贸易制度，有专门的茶政管理。北宋前期先后在成都设置榷茶、都大提举茶马司，专门从事与少数民族的茶马交易。榷场贸易设定了固定的交易场所，相当于由政府统购统销。榷场贸易既是经济手段，也是以茶驭番的政治手段，中原王朝掌握了贸易中的主动权。交易的地点最早在秦、凤、熙、洮这些陕甘边地。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朝廷“置文州（文县）买马场，又置威州（理县）、龙州（平武）、碉门（天全）买马场”，这是全国第二批买马场，四川占三，天全居其一。“绍兴二十四年，复黎州及雅州碉门灵喜砦易马场”。川茶是后来居上。宋代，是四川茶叶生产的高光时刻。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诏令“其雅州名山茶，今专用博马”，名山区至今还保留有宋代的茶马司。雅州、黎州、天全、荥经、名山、芦山、百丈、灵关等地先后都设有买马场，茶马互市的盛况可见一斑。宋政府靠茶引收息的方式，既增加了财政收入，又巩固了军事实力。“蜀茶每入诸番市，胡马常从万里来”，可以想见，这特定的茶马互市，长时间支撑了宋王朝衰而不倒。

　　 终其唐宋时期，中原王朝的影响力也始终没能跨过大雪山一线。“大渡河外皆番田”。宋太祖赵匡胤和吐蕃划界时，曾用玉斧指着地图上的大渡河说：自此以西，吾不有也。宋太祖做梦也不会想到，300年后的蒙古铁骑会在忽必烈的带领下从松潘南下，通过泸定一带，顺着大渡河直指金沙江，靠皮囊渡河，吞并了大理国，并完成了对南宋的包抄和最后的战略决战。这便是“宋挥玉斧、元跨革囊”的精彩典故。

　　 随着元朝一统天下，马背上建立的王朝当然不需要从茶马互市获得战马，茶叶的生产也处于倒退阶段。元代设六番招讨司管理这一带。到了明朝，朝廷又开始对茶马互市政策高度重视，而且政治意图更加浓厚。明政府也只是名义上对大渡河以西实施管理，政府在大渡河边设置茶马司、转运司，垄断经营茶叶。朝廷严禁私贩茶叶，阻止所有民间交易。茶马互市中执行的是茶贵马贱的政策。政府在短时间获得了巨额利润，但是违背了市场规律，导致了民间茶叶走私盛行，出现了从官方渠道蕃商买不到上乘茶叶，政府买不到好马的怪象。还有一个最根本原因，在于明朝的茶叶产量一直都没有恢复到宋代一半水平。因为四川是南宋抗元的重要基地，长期战乱，蜀地人口锐减，茶山大片荒芜。据载，洪武时蜀地和汉中产茶100万斤，而宋时这一地区最高产量是3000万斤左右。茶马互市制度在明代达到了顶峰。到清朝前期，因为战事不断，对战马也一度靠从茶马互市获得。大渡河以西土地继续由和硕特蒙古贵族及其任命的土司控制。但等到清王朝统一大江南北，占尽天下所有优质牧场后，茶马互市制度便走向末日。清雍正八年（1730年），朝廷正式废除茶马之法。

背夫在茶店子歇脚，1908年8月4日威尔逊摄于汉源三交坪

　　四

　　 蜀中茶兴，雅安茗远。“扬子江中水，蒙山顶上茶”“蜀土茶称圣，蒙山味独珍”。从古至今，雅安的茶，灵气十足，华西雨屏缭绕的云雾，孕育了雅安优质的茶叶。雨润芽生，岁岁枯荣。每年采摘的新茶，除了制作优质的炒青茶外，还能制作出不一样的藏茶，藏茶其实是一种发酵茶。明太祖朱元璋下诏“诏天全六番司卫，免其徭役，专令蒸乌茶易马”，乌茶就是藏茶。宋时，雅安的茶叶占全川茶业生产的40%。到了清代，茶马之法取消了，但广大康藏地区对茶叶的需求没有消失。入藏的茶有80%来自四川，雅安又占整个川茶生产的90%，雅安逐渐成为南路边茶生产的原产地和川藏茶马古道的起点。一年又一年，一包又一包的茶叶源源不断地从这里出发入藏。

　　 互市之始，马道已存。茶马互市虽然制度废止，但边茶已兴起，马道依然活力无限。道路因朝代的变迁不仅会有名称上的变化，也会有具体走向的变化。唐宋时就已有从雅安出发入藏的茶马大路。据《新唐书·南蛮传》记录，向北可走夏阳道。唐叫夏阳道，宋称灵关道。大致经芦山、灵关、宝兴、硗碛、夹金山、小金，进阿坝。其实直接通向大渡河边的古道共有三条，为了记忆，按在地图上从西向东的排列，依次是：碉门道、始阳道、飞越道。最西边的路叫碉门道。唐代叫和川道，宋代改叫碉门道。沿着天全河、岚州河，翻二郎山到大渡河边岚安。居中的道路叫始阳道，此道起于唐宋时期，据《舆地纪胜》记载：自始阳起，经荥经苦蒿坪（今和平村）险隘西通吐蕃。大致是从现在的天全县始阳镇出发，过天全河，到史村、鱼泉、干河、苦蒿坪（今和平村），翻泡桐岗，经建政村、大坪头、大桥头、豆豆地、九把锁，翻山王岗，到化林坪和大路相汇合。东边的飞越路是大路，从雅安出发，至荥经，到凰仪，翻大相岭，入汉源，在汉源老县城清溪（黎州）和西南丝路分道扬镳（西南丝路出清溪南门到富林，过大渡河）。茶马大路转头出清溪西门后沿流沙河谷一路西进，经富庄、宜东（泥头）、飞越岭、化林坪、龙八铺、沈村（从清溪到沈村这一段路又可叫做沈黎道）。从泥若古渡摆渡过大渡河后，东去到磨西，翻雅家埂雪山到康定（打箭炉）。出关（折多山）后，分道北路从道孚、南路沿雅江走，最后汇合到昌都再进藏。这条古老茶道也是历代朝贡出使往来的官道，明朝规定朝贡使团一律由此道往返，历代尤其清政府多次整修，又称之为大路，因此沿这条路进康定的茶又俗称为大路茶。

　　 有了大路，自然会有小路陪衬。小路就是碉门道。明洪武年间皇帝命碉门六番招讨司再次开凿碉门路，历时八年方成。此路和唐代的和川道同向。道路大大缩短了茶包绕行黎州的距离，从天全出发、翻二郎山的马鞍山直接翻山到昂州（今岚安），便抵达大渡河边。这样比走大路要节约一天时间。这条路撑起了明代昂州茶马互市的繁华与浮梦。但这段路相比较更险，路更陡窄，最窄处仅容一人，背夫的茶包最初都要竖着背，手脚并用，步步攀援。这条路后来主要运输天全出产的茶叶，因品质稍逊，所以，天全茶又叫小路茶。对居中的始阳道的叫法现在还存在较大争议，有不少专家把飞越道叫做始阳道，我认为不妥。古道命名一般与起始地名和重要关隘联系在一起，《舆地纪胜》上记载得很清楚，飞越道在汉源是无论如何也没法绕到苦蒿坪去的，而且始阳道的起点是在雅州始阳镇而不是黎州（今汉源）。从始阳道的路线来看是为了绕过野牛山、牛背山和飞越山等高山，虽然这条辅助道路最后在化林坪汇入了大路，但两者不可混为一谈。

　　 茶马古道是靠人的双脚踩踏出来的。古道上的茶包几乎都靠人力运输，这是茶马古道特有的背夫现象。背夫就是藏茶的搬运工，又叫“背二哥”。藏茶的长途运输就是背二哥们一场场的接力赛。雅安各县产茶，山多而田少。每到农闲，附近各县的贫苦农民，为了养家糊口，结伴担保后受雇去茶号背茶包，既有妇女（女背子），还有未成年的孩子（小老幺）。在雅安到康定长达200多公里的山路上，几乎都是背负茶包的背夫，迈着缓慢而沉重的脚步前行。他们的运输工具最原始最简单：背夹子、丁丁拐、麻窝子草鞋、鞋码子、汗刮子。边茶的茶包是小包茶层层叠起，用竹签贯通，再用细篾条包成长形茶包。一个茶包大约16斤重，成年人可以背负十五六包，有两三百斤的重量。整个路段最艰险的就是从荥经到清溪翻大相岭这一段。说是茶马古道，但在这一段很少见骡马驮茶（骡队从宜东开始多起来）。这段路在大相岭北坡，是阴山，处在迎风面，气候幻变，多雨雪云雾冰雹，道路相当湿滑，山势又异常陡峭，在个别悬崖绝壁路段，虱子都似乎可以把人踹下崖。相较而言，使用骡马的风险远大过背夫，背夫的脚头还更稳妥。背夫在中途不能卸肩，到了歇气台只用丁丁拐支撑着歇气。无论跋山涉溪，还是盛夏隆冬，背夫们都不敢停下生存的脚步。那古道上深深浅浅的拐子窝是歇气时丁字拐戳出来的，依稀记录着他们的故事与悲欢、喘息和挣扎，记录着内地和藏区的茶路故事……背夫能省就省，吃自带的玉米面馍馍和盐巴，住简陋的幺店子，生活极其简单。背夫背着茶包每天可以走10多公里路。从雅安到康定单边要20来天，途中有得病倒毙在半路的，也有失足掉下悬崖或掉进雪窟里、河里的。茶包到了康定的锅庄交付后，再结算余下的工钱。背一趟茶包扣除各项支出也仅够买两三斗大米，简单支撑一段时间的家庭开销。

　　 其实大路的走向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明中期经瓦斯沟到打箭炉的路艰难打通后，新茶道便不再往磨西走，而是从沈村渡过河后沿大渡河上行到烹坝，不仅少翻一座4000米的雅加埂雪山，还节约了一天多的时间。

　　 茶马古道的长距离运输靠一站一站的接力。从雅安到康定的大路上重要的中转点有四个：一是清溪，二是宜东，三是化林坪，四是泸定，它们是重要的茶包转运站和商品集散地。

　　 古道的每一次改道，都可能会给沿途集镇带来兴旺与衰落。今天，提起化林坪，很多人没听说过这个地名。化林坪的历史兴衰令人无限感慨。千百年来，化林坪都是川康大路上必经的边关重镇。它位于大渡河边飞跃山半山腰一块平台上，达数百亩面积，土地肥沃，最早是羌人部落地，到明清两代是官兵戍守屯田之所。清初曾先后设守备和参将，设协，驻防打箭炉、泸定、宜东三处。化林坪地位远高于打箭炉。雍正年七世达赖暂住泰宁（道孚）期间，康区几个营一同受化林协统制。果亲王从泰宁返回京城曾留诗一首“泰宁城到化林坪，峻岭临江鸟道行。天限华羌开此地，塞垣宜建最高坪”。后来设立为都司衙门（省级），人口增加，商贾云集，酒幡飘展。背夫们一路翻山越岭都喜欢赶到这儿看金华庙唱大戏，凑下热闹。化林坪加速衰落是在二郎山公路通车后，背夫基本上走二郎山了，从荥经、宜东过来的背夫更少了，短短两百年间，化林坪先降为县佐和区所，区公所搬到冷碛，又降为乡，到今天已成了一个遥远的小山村。

　　 清初，泸定开始从大渡河边一个默默无名的河边台地走到茶马古道的舞台中央。1696年，康熙帝批准在打箭炉设大型茶马交易场地，旧称“长河西”的这块出关“打尖地”贸易逐渐日盛。1700年，经“西炉之役”后，住打箭炉当地的兵员又大量增加，仅靠沈村、子牛、烹坝三处渡口的溜索渡和牛皮船，不利于经贸和军队保障，大量货品积压损失于大渡河边。四川巡抚能泰给皇上上奏，拟在化林营上游40公里“山趾坦平处”的安乐坝，按规制建铁索桥以便过往行旅。天全土司奉旨造桥，1706年建成，康熙欣然御赐桥名“泸定桥”。这里，康熙显然错把大渡河当成了“五月渡河，深入不毛”的金沙江（泸水），不知道是他笔误还是兵部的作战地图标注就已经错误，但皇上的错误哪个敢讲？泸定桥之名就这样钦定了。从此，大渡河天堑上有了一个可供安全稳定通行的桥梁。茶马古道走向因此又发生了重大改变：大路不再到沈村渡口，直接转到兴隆溯大渡河而上，从泸定铁索桥过河，再到烹坝进康定。铁索桥的建成再次导致沈村和磨西进一步衰败。而泸定在茶马古道上的地位却急速得到了提升。

　　（作者系眉山日报社党组书记、社长、总编辑）